黄永年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者，他是史学大师吕思勉的学生，还是历史大家童书业的女婿。因为直接受到了两位大师的影响，所以在学术界取得了惊人的成绩，成就了一生的名山事业。

据接触过黄永年先生的人讲，黄老先生说话有些口无遮拦，对于他不满意的事物或人，总是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，随口就说，丝毫不考虑影响和后果。比如，笔者最近在阅读《掌故》（第五辑）一书时，就读到了另一位学者王培军记载的两件事，这两件事都是和批评有关的。

第一件发生在一次讲座过程中，黄老先生先是嘲笑了复旦大学，接着又嘲笑了复旦人的学问，王培军写道：“接着，又提到复旦大学，而复蔑之云：复且在解放前是个‘野鸡大学’，但现却‘抖起来了’；而他呢，却也在复旦‘混了’个文凭。但他的学问，可不是从复旦得来的，复旦的那些人，有什么学问呢？”

把复旦大学和复旦人一起嘲笑了一番，特别是说“复旦人没学问”，这可有点儿犯了众怒了，而且也有过于武断之嫌，无论复旦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前怎样，现在毕竟是中国的名牌大学了，复旦人的学问当然就不能轻视。由此可以看出黄老先生性格方面孤傲的一面。

另一件事，也是发生在讲座过程中，黄老先生指名道姓地把一位叫做杨宽的复旦学者大骂了一顿，请看王培军先生的记述：“……但后来不知又怎么的，提起复旦大学的杨宽先生，那时杨先生尚健在，他把杨先生大骂一顿，说：杨宽的《战国史》，是‘可以看看的’；但杨实在‘是个坏东西’(按：凡引号处，皆其原用字眼，后同)，现在住在美国。在大讲我们中国的坏话，以取媚于美国人……”黄老先生在那天的讲座上骂了杨宽先生，尴尬的是，杨宽先生的一个叫做王贻樑的弟子当时就坐在第一排听讲，黄老先生当着人家的弟子大骂人家的老师，这种场面的确令人难堪。那位弟子坐得住吗？王培军写道：“果然，王贻樑老师坐不住了，在黄先生说话后，就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直接出去了；后来直至黄先生与古籍所诸师合影，也再没有回来。”

这件事真是太搞笑了，当着人家学生面骂人家老师，其口无遮拦的性格可见一斑。

那么，通过以上两个事例，我们是否就能认定黄老先生是一个狂妄自大、喜欢攻击别人的人呢？不能这样简单下结论。王培军先生记述的另一件事，让我们看到了黄老先生的另一面：在一次讲座结束后，“有一位古籍所的同学，本科是从北大过来的，那时快毕业了，也赶过来听。黄先生一讲完课，主持人说可以提问，此君就站起发问，先是问关于关学的问题，大概是关学与洛学之关系，问黄先生的看法，黄先生答云：‘不知道。’那同学不甘心，于是又问：‘先生对于汉宋合流之问题，是什么看法？’……这几句问话的音调颇抑扬顿挫，并且引经据典，言之侃侃；而结果呢，黄先生又答云：‘这个更不知道。你所说的这些，我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。’笔者当时听了，心里吃了一惊，因为此显是普通的问题，并不需要大学问就可以对付过去的；难道此老连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及《汉学承承记》之类书都未寓目，而居然说‘不知道’？”

像黄老先生这样大的一位学者，即使对提问者所提的问题真的没有研究过，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说上一、二、三条，不动声色地把这个问题应付过去。但黄老先生却没有那样做，而是老老实实地说自己“不知道”，说明他是一个极其诚实的人，性格方面有着率真的一面。

再回到黄老先生口无遮拦地批评他人的那两件事上，其实，这是黄老先生性格率直的一种表现——看到了问题就说、无所顾忌。这种性格容易得罪他人，看上去粗鲁无礼，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真性情。当代学者大多都世故了，民国时期的学者，性情更加率直，一个教授如果认为另一个教授讲课讲得不对，就会毫无讳言地对他说：“你那个问题讲得不对。”甚至在课堂上公然对学生们说：“某某教授讲得不对，你们别听他的、听我的！”而那位作为当事人的教授，无论内心是否认同对方的理念，都不会生气、不会耿耿于怀。这就是所谓的民国风度吧！而黄老先生的做法，不过是继承了民国风度而已。